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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观后感

发表时间:2023-12-30

万历十五年观后感集锦九篇。

编辑特别挑选了一篇关于“万历十五年观后感”的文章,相信您会喜欢。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但能让我们产生共鸣和感悟的却是十分珍贵的。好的电影不仅可以减压,还能唤起我们内心的共鸣。所谓观后感,就是对作品内涵进行深入理解和总结的过程。要如何判断我们所写的观后感是否符合要求呢?请将本文仅作为参考内容。

万历十五年观后感 篇1

前些日子,读了黄仁宇先生的大作《万历十五年》以及《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1619年辽东战役》两篇文章。

书中磅礴杂深,自己能力有限,初次阅读着重有感于两个大的方面:作者的大历史观以及对于文官体制的阐述。

其一,先生的整本书都是在大历史观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上来对明代万历十五年前后的事情进行一系列的说明。列举礼仪、道德、立储、首辅、财政、税收、文教、武制以及后期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等等方面的事件。王先生的伟**观没有具体体现,主要在以下文章中,有四个相关的解释:

强调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同时也**将道德处于历史的何种地位、大历史观不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也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看到的,生命的真意义需要在长时间的历史中看出来、大历史的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大历史观都是从小历史方面而来的,要把道德的范畴放的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饰,尤其不能闭门造车,不顾外间形式决定。

云云总总,从书中最大的收获是对于历史的认识观:我们在把握历史的时候,应力求从宏观上把握历史,这里的宏观应该有两方面的解释,纵向上时间的前后无限延伸性与横向上范畴的无限囊括性。1972年,美国国务卿访华时,问周总理对200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作用有何看法。周总理深思熟虑后回答:

下结论为时尚早。戈尔巴乔夫在哈佛大学关于苏联解体及其对欧洲和世界影响的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这里不乏政治家对历史事件的谨慎甚微,但更突出的是我们的政治家由于工作业务需要,通常站在一种超乎常人的宏观角度来看待历史。

时间上的前后无限的延伸性具体指的是,对待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制度的历史,亦或者一个朝代的历史,都应该力求从前的历史中去思索,从后的时代去推理,才有可能接近那个真相。这一点引用了庄子自由行中“小”与“大”的辩证法: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小知识不大知识,小年不大年,习知其性?朝菌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楚南有灵,五百年如春,五百年如秋。古代有大香椿,八千年如春,八千年如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历史中的事件、人物、与制度都有着定然与偶然的规律,我们以朝菌、惠姑之类的视野去衡量时,肯定会错过诸如晦朔春秋一类的蛛丝马迹。但是幸哉,人类在精神与学识上的优势使得我们有可能的去以冥灵者大椿彭祖来看待事物,去接近最真实可靠的历史。

在横向上,范畴的无限包容性是指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制度、一个王朝的历史应当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三个角度来看待。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例子说的是:大前提假设历史的真相是一个圆,而我们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看历史的结果是能更加可能的接近那个最终的真相(圆),这里我们把每个方面,层次与角度抽象成一个平面点。

从制度、经济、文化的角度看历史,我们看到了一个三角形。当我们从制度、经济、文化、社会风俗四个角度看的时候,是一个四边形,到我们从制度、经济、文化、社会风俗、阶层关系五个角度看的时候,是一个五边形,随着平面点的增加,方面、层次、角度的增加,使得我们看到的图形五边形、六边形&十二边形&三十二边形&六十四边形&&最终无限接近于一个圆(历史的最终真相)。

其二,对于文官体制的阐述。他在书中着重描写了六个人物: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通过这六个人物的命运,突出了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中,不同政治角色与阶层代表在与文官体制的碰撞中所产生的联系与矛盾,以及在这种联系与矛盾的背后,又为何造成了我们这一帝国的衰落?

万历是帝王,他是可贵可悲的,他富有却空虚无助,他是从礼仪文化中抽象出来的最高代表,但于常理相反,没有任何家庭的温暖。张居正不让他练字、申时行不让他习武。他拥有一切,但只能成为这一切的象征。

万历与公务员群体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张居正死后,万历在张居正任第一助理时,推行一鞭法丈量国土,有许多违法行为,并颁布诏令要求重新丈量。。而这种理解得到了中心原有不成功人士得志持和利用。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张运动开始了。

在各种参奏与控诉中,事态愈加激烈,万历无可奈何,以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的罪名给张做了总结性的陈述。但这次案件的种种让万历逐渐认清了官场政治的阴阳之道,内心怏怏不乐,已有无为之心。第二,在建立预备役的问题上,万历对郑氏家族的精神依赖欲废长立幼,但又于郑治上的不成熟,与公务员集体的矛盾不断激化,先后使申时行、许国两位大光棍离开。

最终,在这种僵局的情况下,万历通过被动回避来应对这一事件。万历十四年以来,万历创下了30年不去朝鲜的纪录。纵观中国历十,万历十无与伦比的。至于为何立储问题会导致这么严重的结果?

下面是在网上的一段文字,能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我们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农业帝国。我们这里不需要任何激动人心的活动或伟大的君主。我们只需要保持权力平稳过渡,因为这可以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当来自西方的强大民族摧毁了辉煌的商朝时,我国彻底告别了渔猎时代,迎来了新的农耕时代。为了统治那些蛮荒没有经过开发的土地,周王朝实行了分封制,为了解决权力的继承问题,又实行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制,这种互为表里的政治机构保证了农耕帝国的稳定性,从而使周代延续了八百年。

周代制定了礼乐制度,使我们这个民族开始懂得廉耻,也体面起来,同时,嫡长子继承制更是深入到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此种继承制度不仅适用于王位,也适用于爵位和其他一切涉及家族权力的继承问题上。

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抗衡传统的惯性,因为它只需要一种利益的分配规则,通过减少利益参与者的数量来保持一种稳定的政治结构,正像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英明的君主,它不是选优,它只需要君主充当礼仪上的表率即可。正因为如此,在这场明朝的民族斗争中,无论万历皇帝有何打算,只要他违背了这一原则,他作为皇帝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世间已无张居正,政治的最大悲哀也莫过于此了吧。张居正最大的悲哀应该有三点。首先,他还不成熟。为人处世对于一般人来说,重则两人关系决裂,不复往来而已。

但对于一个政治家,特别是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轻则仕途失意,身陷囹圄,重则身败名裂,万人唾弃。张在为人处世上不懂急流勇退,谓之知机的道理。

张在世时官至太师、首辅大学生,位极人臣,且监察上110监察御史、52位给事中,都为张派人马,更何况在宫中通过冯保控制了东厂、锦衣卫、与御林军。在宫外又有戚继光,手握帝**权。这样人物,在政治上如果不是皇帝,那么根据我们的政治体制上是根本不允许存在的。

张在自己在世,皇帝年幼时尚能控制局面,然而,自己去世后,皇帝年长,外加中枢一些别有用心,眼红之人,最后的结果也是可以猜测得到的了。二是张居正在对于新政的推行当中缺乏条理、过于严厉、不知妥协。尤其是在税收政策上对各级文官所施加的压力令各级**终身难忘。

在财政审计的问题上过于追究、以及一鞭法所推行的土地制度上利益分配的不公使其得罪了大量的权贵,而这些权贵又由于客观原因跟各级文官有着交互的利益纽带,各级**之间关系复杂,各有各的后台老板和提拔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着各自的家族和社会关系,得罪一个人,相当于得罪一批人,得罪一批人,相当于得罪了全国。在张的有生之日还能加以控制,一旦身故,一切的心血事业也付之东流。三是张居正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

这点个人觉得中国自汉及今,依然存在并深刻的影响着我们。我们的文人,一方面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持地主等等,另一方面又深受文化体制的影响,能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他们对于张的强烈反对是由于张所做所为客观上违背了这种伟大的文化影响,而妄图以高效的行政效率将其取代。

至于申时行,则是首辅中典型的与张居正相反的人物。他深受中庸的影响,擅长妥协之道,洞察事情的阴阳两面。他在惋惜之余却能懂得历史所赋予他的责任与限制。

他也尽力为之,已是非常难得。但值得注意的一个历史事件是,万历十五年1587年,辽东巡抚发现一位建州的酋长在开拓疆土,吞并部落,对其进行讨伐,师出不利后,对部下不听命令进行**,其部下在京又得到监察官的同情,**劾这位巡抚,申时行认为这只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内外**的不睦,于是进行妥协调停,将此事搁置。而这位酋长得以为所欲为,发展自己的千秋大业。

这位酋长正是努尔哈赤,1599年,这个民族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1601年,努尔哈赤创建了八旗制度,把部落的生产、管理、动员、作战一体化,改造部落为半现代化的军事组织。若干年后,这位酋长,庙号清太祖。

古语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此系青萍微澜乎?

海瑞,我们姑且称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模范人物。他在道德上的极其洁癖让我们具有双重性的文官集团对他既爱之,又恨之。他的一生也在文官群体的爱慕与排斥中度过。

戚继光,一位典型的武将。《明史》将他与俞大猷比较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戚继光时代,已去帝国建立200余年,文官体制已渐渐稳定,所以他也不得不借助张居正的势力来保护其政治的稳固性。

在张去世后,他也遭到**,不久便去世。李贽是哲学家自称,代表的是地主阶层的下级,他的学说一半唯心,一半唯物。他离经叛乱,写有《焚书》等,他的行为,一方面得到一些文化的爱慕与赏识,另一方面也得到一些文官的大力批判。

也是文官内部对其的褒贬不一,侧面反映出,在一个巧妙的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使得劳动与资本的生产要素的作用不断凸显,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的文官群体,也在发生着变化,至于这种变化能否成为一股巨大的洪流,改造我们的帝国,造福我们的民族。处在明时代的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以及其他的文官们,却是截然不知的。

《万历十五年》,作于1976年,一本历史散文集。曾匆匆翻过,恍恍惚惚。闲来细读,却颇多趣味。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古人诚不欺我,是为记。

万历十五年观后感 篇2

于无声处听惊雷

近期,在同事的推荐下,我阅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受益颇深。此书内容丰富,涉及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作者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几个事件作为中心点展开叙述,从国家政治制度、决策方式、知识分子等,层层加以剖析,将他们置身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评述,冷静客观地**他们的功过是非,指出种种做法对将来的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笔者看似随意写作,实则分析了明末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即以德代法,整个国家的发展无法解决,明清之衰已成为历史必然。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译为《1587, 无关紧要的一年》。黄仁宇这样概述“无关紧要”:“1587, 是为万历十五年, 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 无事可记, 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这一结论, 作者是通过一系列事件解读出来的:皇帝的怠政、张居正的独断、申时行的中庸、海瑞的固执、李贽的无奈、戚继光的自强,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 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通过每一个人物的命运,笔者梳理了明代的制度和政治状况。

其实,黄仁宇的写作风格并不局限于1587年,而是对整个明代的考察,甚至透视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万历十五年》的章节安排几乎都以人物命名,万历皇帝属于最高统治者,而张居正、申时行是志在改进文官系统的皇帝顾问,海瑞是倡导复兴传统道德的地方官,戚继光是志在强军的武官代表,李贽则是一个思想的“离经叛道”者。显然,人物的选择具有典型性,把人物与制度的故事放大来看,就出现了如下图景:万历皇帝独处权威的顶峰,但更大意义上却是皇帝制度的一种象征,受着道德治理规则的种种约束——祖宗成法、道德礼仪及文官系统的运作机理,这些约束不仅使他丧失了发挥个性创造力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常人的权利,所谓“**、无能、贪婪”也可视为万历在自我意志屡屡受挫之后的“消极怠工”。

张居正和申时行是第一和第二。张居正10年的新政,只能在公务员道德骂声中草草收场。由此可见,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一种与制度互动过程中无所作为的悲哀,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与戚继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动分别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经济和法律制度)及军事制度得到改观。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从小处看,1587确实是平凡的一年,然而从这小处看开去,我们将视线扩大到前后几百年,无***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

这种状态从黄仁宇对张居正新政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只会造成文官系统内部利益的纠纷,但这些实际问题不能引起技术的改进而只会被升级为道德问题加以解决,即用大而无当的抽象道德原则来掩盖问题和恢复平衡的状态。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剧都源于一种“无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来,道德不是万能的。我们需要技术和法律来解决一些不需要道德来解决的问题。道德的目的应该是深远的,它是一种指导,而不是一种硬性规定。如果将道德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变化与活力丧失发展的机遇,二是对道德的挑战,这不仅不能使政策一以贯彻和实现,也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与不安。黄先生以史为鉴,警告今天的人们。这也是他从全球和宏观角度看待历史的方式,正如富路特在英文版序言中所说:

“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 打开了我们的视野, 他教给我们看待历史的一种方法。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 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

”透过 1587 年这个历史横断面, 我们不仅看清它的细节, 更可以把握历史的主脉;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 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从中, 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端睨。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

“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读《万历十五年》,或许能启发我们换一个视角看问题,观察世界,回顾历史,透视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或许会有许多真切的感受,或许有许多独到的发现。

当前,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变革的事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将越来越强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事情。要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牢固树立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为追求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实践中积极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智慧和才华。)

万历十五年观后感 篇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一班,谢韦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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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在热播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中,有这么一个情节,高育良书记不贪财不收物,却毁在了高小琴的妹妹高小凤的石榴裙下。高小凤是赵瑞龙设计的腐败和高等教育工具。了解到高育良喜欢研究历史,尤其对明史感兴趣,于是加强训练高小凤了解明史,剧中多次提到《万历十五年》这本书。

《万历十五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本书,有多大的话题魅力,使得这位政法委书记失去原则,拜在石榴裙下?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翻译过来就是“1587,不重要的一年” ,作者黄仁宇通过写这一年的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来折射整个明朝的兴衰。也就是说,万历十五年的历史是整个明朝的缩影。黄仁宇以1587为基点,从小事着眼,辅以当时人物,描写了藏在表面和平下的制度危机。

他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在儒家道德观中,**要清正廉洁,人要清廉孝顺。而在现实中,做官的**腐败,做人背信弃义。张居正想改变现状,但基础太深,动摇不了。

海瑞的清廉与制度不相容,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命运。当时,中国是一个以道德维系的制度,只有圣贤才能实现。所以当道德与现实相差过大时,人们选择放弃道德,成为“两面派”,表面是一套,暗地里又是一套。

正是在这种影响下,人们虽然口口声声说着道德,但却没有人这么做。因此,光有道德是不够的,还要有健全的法制。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完善法制是改革的必由之路。

虽然作者指出道德不是万能的,但他并没有说人们不需要道德。对于法律和技术首先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应该首先涉及道德层面,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和妥协。因此,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也要注重道德建设。

万历十五年观后感 篇4

《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黄仁宇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在这本书中,读者可以读到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李贽、海瑞的生平事迹,对这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张居正和申时行,两人都曾官居内阁首辅,但两人无论在性格还是做事方法上均大相径庭。张居正高调豪放;申时行低调内敛,谦虚谦恭节俭。

这两种不同的风格,似乎也造就了行政时期的成就和后世的评论力量。张居正可谓乱世之师。正德、嘉靖之后,明代开始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隆庆皇帝任命张居正为万历初年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到了万历皇帝登极,张居正又借助皇帝的年幼以及自己是皇帝老师的职位,开始大力推行自己的改革,并取得一定效果,同时证据整夜知人善任,调用戚继光镇守蓟州,保卫京师,解除了北方俺答对明朝的威胁。

但由于这些新政策触及公务员群体的利益,张死后被残忍地清算。我们可以说,张居正在性格上有一些缺陷,比如过于苛刻,言行不一,对别人更加自私和严格。但推动张居正悲剧命运的仍然是利益冲突。

人有双重性格,阴阳兼备。表面上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心脏的排斥。张居正在他面前成就了自己的伟大,但他无法忍受死后的毁灭。

与张居正不同的是,申时行绝对低调,这也是张居正悲剧命运中的人性哲学。他的一生,都强调“折中平衡”,力求维持各个团体间的利益平衡关系,借此达到社会的稳定,因为他并不追求改革,而是以一位守成者的姿态现世,但是我们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可以看出,万历皇帝的中期开始,由于皇臣之间开始出现了嫌隙,万历开始消极怠政,社会再次出现了危机,而申时行只是采用“保守**”根本无益于从内部从基础解决王朝的衰败现象,申时行的作为只能使王朝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一种延续的时间惯性,无法使王朝再次回到洪武之治时的盛世。但也许,最重要的事,申时行的为人处世虽然对国家的贡献远不及张居正(张居正政策被废另议),但是申时行却能够明哲保身,颐养天年。

在申时行因为立储之争辞职后,万历皇帝还会在他生日时献上寿礼就是最好的例证。

两种人,两种风格,同样都能位居人臣,但至于如何看待,也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戚继光,一代名将,我不禁感叹英雄之路的尽头:人,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都必须留下一条退路!

万历十五年观后感 篇5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范文: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其内心的剧烈矛盾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矛盾也带给他悲观的心态,甚至在去世前写下了“七十老翁何所求”的诗句,或许这样悲观的心态也是导致他在狱中自杀的原因。

李贽内心自相矛盾的一个体现是在1587年他完成了一切对于家族的义务之后,次年即落发为僧。李贽是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一直信奉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要求人有五德,即仁、义、礼、智、信,所义礼智一直肩负着家庭的责任。

而人们的家族观念之所以如此之重,是因为一个家族世代务农,单指望着能有一个走上仕途的能够光耀门楣,有这样一个念想,这个家族在几代之前就开始苦心经营,争取创造出一个好的经济条件。马克思仍然清楚地看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后才能供孩子读书,科考,中榜,做官。

所以我们在红名单上看到了一个名字,这往往是一个家庭几代人努力的背后,那么如果你不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谁能负担得起呢?然而做官,就一定有他们想的那么光鲜吗?之前已经提到过多次,本朝的**们被限制在严格的道德框架中,可以说是被简朴了。

李贽的工资很难养家。他还得教书和补贴家用。可以说,当官只是个假名,这足以让他陷入无数的纠葛之中。

哲学家李贽追求独立人格。他怎么会愿意与世俗世界纠缠?于是,在姚安府任期到达之后,正值官运亨通之际的他毅然退休,在履行完对家族的义务之后,李贽便落发为僧。家族的反对声越大,他的反抗就越激烈。

不过李贽自相矛盾就在于他既然已经遁入空门,却并没有看破红尘。他的妻子去世后,李贽为此颇为神伤,写了很多诗来悼念亡妻,他还告诫别人,家里如果有亲人,千万不要落发为僧。忽然想起在一期《爸爸去哪儿》中,陈小春听到儿子jasper说“我不要爸爸变老”之后的潸然泪下,梁咏琪当妈妈之后搁下了自己对于极限运动的热爱,我也想起了中兴程序员被裁跳楼后妻子的撕心裂肺。

我们每个人都不孤单。我们身后有很多人需要我们防风避雨。

所以才会有很多中年人感叹不敢生病,活着如此之累却依然咬牙前行,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是为自己而活,即使看起来已经山穷水尽,想想家人,为了他们,也请砥砺前行。作者:魏浩昆

万历十五年观后感 篇6

《万历十五年》英文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本书是黄仁宇通过不同的人物从不同的侧面来看当时的社会。其中各个阶级、各种性格,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成为当时制度的牺牲品。作者以1587为基点,从小事着眼,辅以当时人物,描写了藏在表面和平下的制度危机。

首先提到的是万历皇帝。万历十五年,皇帝已经气馁,多年未上朝廷。万历曾经也是一个野心勃勃,希望通过励精图治达到”万历中兴”的有为的皇帝。

文官集团只希望皇帝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没有任何思想的傀儡,在各种复杂的近乎宗教的仪式中起到道德模范的作用,从而教育人民,团结官僚集团。我过去以为皇帝无所不能,什么事都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办,但历史告诉我不是这样的。万历是一只囚禁笼内的鸟,而这只笼子是成熟的文官集团。

万历在笼中失去有天性之爱的正常人的生活,母亲的感激不能慈爱地表达,妻子妃嫔对万历仅是畏惧,儿子在争储中疏远,连唯一有心灵交流的郑妃也无法使她的儿子立储,来讨心爱的人的欢心和保证她的未来。他面对的是“讪君卖直”的口是心非的**,这些人只是把正直当商品。用诽谤和所谓“敢谏”来获取名声,他们所的也不只是名节,还有伴随道德楷模所带来的还乡后的权威。

万历的不作为是对官僚集团的反抗,而高级别**又没有得到补充,因此六位大臣出现了许多空缺。

首辅张居正是向现实妥协的人,不过他不是随波逐流,而是个认清潜规则、利用潜规则的现实主义者,如果说当时的文官大多是阴阳的两面派、阴谋家,那么张居正毫无疑问是其中玩弄阴阳的佼佼者。张居正当上首辅也是一次次玩弄阴谋权术的结果。就方法上看张居正的手法肮脏,但是张居正做的事又是为了百姓和国家,一条鞭法的大胆改革旨在将繁琐的税赋简化,以减少其中猫腻,对**的考察法提高了行政效率,尽管这提高效率的方法仍是上级向下级施压而没有从体制上解决根本问题。

张的改革丰富了国库,为万历三大战役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我看来张居正要获得成就,在朝中扶植亲信,是无法避免的,没有那些亲信的支持,没有把握到方方面面的实际权力,没有下级办事**的执行,张居正位置再高,帽子再大,也只能是万历第二。张居正是个改革家,但他面对的社会积重难返,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张居正苦心十年后操劳而死,其改革方案也被一一废除。

申时行是个与张居正不同的首辅。他是深谙文官心里者,懂得在皇帝与文官间调和。申时行是文官制度下楷模,看似没有什么功绩却办成了很多大事,只是他可以为治黄河选择正确人选却无法保证正确的人选一直被选择。

最终,他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被**驱逐出境。他希望通过当时的官僚政治来推动仁政建设和谐社会,这也是一个失败。

海瑞是个悲剧。文官集团认为海瑞和万历一样用来作为官僚集团的装饰就可以了,这样的顽固人用不得。海瑞的悲剧不仅仅是被官僚主义抛弃,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同样在于海瑞即使处要职也无法实现理想。从海瑞经理的案件来看,海瑞因为技术手段的不足无法凭证据等判断,海瑞做不到公正,他能做的只是偏袒穷人,而百姓也绝不都是善类,海瑞也曾抱怨刁民假称富人强占田,导致案件变复杂。海瑞用儒学要求自己和他人,但这不是那么遥远的时代。

**的**腐化也不能以现今标准来看,那些“常例”是朝廷默许的,也可以说是**对地方的财政需求一种妥协和放权,比如支付吏的工资。甚至可以说,海瑞当时正在挑战经济体制。比如“不少**和笔记都写到,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做额外收入的资本。

”可见土地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中就有满口仁义道德的官僚一份,而且不只是王公大臣,还有平民百姓。官职不止是一个行政上的职位同时还是获得财富身份地位的工具,而这利益收益的不是**一人,还有**背后的整个家族,比如一个家族中的贫民常常是靠官老爷接济,然后获得受教育的机会的。另一方面看海瑞看似为民做了公道,但那些地主难道就不是民吗,他们取得的财产就可以任意处置吗,制度上的悲剧也就在此,正规经营得利者因其能力积累财富成为地主往往代表先进生产力,而这部分人一直是被历史**打压丑化的。

兼并为何不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英国工业化前也有圈地运动,可能是当时没有没有解决失业农民生计的方法,比如工场或工业化的工厂,所以失业农民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然后发起席卷帝国的风暴,最后简单打败复杂,一切又回复单元的均匀的状态,开始新一轮的帝国兴衰。总的来说,平锐的个人道德不能弥补组织和技术的缺陷。

上述三人或想改革,或想维持现状,或想回归洪武时代的官方管理,但均以失败告终。包括万历皇帝在内他们面对的是深刻的制度问题。

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张居正、戚继光、海瑞不仅能评价善恶。其行为的复杂是因为其背后历史环境的复杂,要妥当评价一个人不能脱离他所处的环境。

除了善恶之外,还有很多事不是想当然的,例如万历皇帝的权力范围不大,不能随心所欲,没有金融机构做中间调节造成的社会经济畸形(如全民高利贷),现在不合理的东西在当时可能就是合理的,甚至是必然出现或者必需的。

读完这本书仍稍感不足,虽然《万历十五年》从小事着眼,其中有部分民间经济的叙述,但对理解作者的大历史观仍感不足,当然也可能是我本人读书不足。我感觉中国历史对于上流人士给予了过多关心,而忽略了下层百姓如何求生存求发展,对农民常常一个小农经济的印象贯穿始终,但各时各地的小农经济定有不同,富裕的土地和贫瘠的土地,山地和平原水乡,北方还要面对游牧民族的抢掠,南方要和少数民族融合,各地情况不同,经济发展形式也应当不同,数字管理是否有其需要,又是发展到何时需要,为何不能自行产生,都是问题。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如果你不了解农村,你就不了解这个国家。

但从《万历十五年》中窥见的民间经济无正规银行而不得不借高利贷,甚至稍富裕者都可能是高利贷者;无法宏观调节的货币流通及后果;通货紧缩;科举制与平民获得财富地位的紧密结合等等经济状况仍是我不菲的收获。

万历十五年观后感 篇7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杨忠显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潜。历史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通过历史了解历代兴亡,明治得失,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脉络,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可以通过历史人物的成败轨迹来对照分析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所以有哲人说历史不但使人了解史实,了解过去,了解历史人物,还使人了解现在,了解社会,了解自己和未来,因为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连续发展的,从过去的发展规律之中我们能洞悉现在和未来,也能洞悉我们自己在社会之中所处的位置和角色。者更为简扼的说,历史是一门使人睿智的科学。秉持着这样的观点,这段时间以来我仔细认真的阅读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读后感触颇深,受益匪浅。

之前就闻之,黄仁宇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今日一读,果不其然。以前也读读过一些有关明史的书籍,但是不是以君王历史人物的得失为或是以阶级斗争为论述的主要内容的,就是富有的娱乐商业性质的,然其终不能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全方位的角度分析史实和人物的行为。读了《万历十五年》后,如获至宝,黄的大历史观,以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瞬间为切入点,纵观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乃至全人类的文明轨迹,将时间与人物放在绵延不绝的大历史中加以分析和评价。

读了此书之后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感触:一是对明朝及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二是借古鉴今,对于当代的一些社会道德伦理有了新的观点看法。第三,通过对孔子儒家思想和程朱、阳明哲学的进一步理解,我们有了一些哲学和人生的思考。

说起明朝,那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在中国古代各王朝之中,我最了解也最感兴趣的也许就是明清两代了吧。以以我的知识和见解,明朝是中国古代**集权和君主**走向登峰造极的时代,明朝时一个充满矛盾的王朝,在他的政治生态圈里面,君主、宦官、阁臣三者之间此消彼长,轮流掌握大权,它是宦官专权严重,却不足以起到主导作用,它的君主**强势,却也不时的大权旁落,它的**是史上薪给最低,生活最困难的官僚,但是它的阁臣也是史上最有权力的大臣。他是一个在君主制和道德观下具有某种民主精神的王朝,因为他的言论**可以批评任何人,包括“九五”计划中的最高皇帝。

从全社会的视野来看,它又是一个政治上**,经济上自由的朝代,因为在它的后期,江南地区出现了规模庞大的资本主义萌芽,总而言之,它是一个将中国古代的传统和趋势发展到了极致的王朝,但同时又是一个孕育着新时代曙光的王朝。而这一切的缘因,正如黄仁宇所说:在中国近两千年来,道德取代了法制,在明代,道德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造就明代畸形怪状局面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两千年来儒学的发展至程朱理学提出后进入了一个极端,与之相伴随的在政治上**集权和君主**的不断深化,再加上外部的因素,游牧民族和西方殖民者的不断入侵使得统治者不得不依靠强权来加强内部的稳定和巩固小农经济的主体地位,以保持其政权的绵延不绝。二是洪武帝朱元璋开国时的建制和所作所为对整个明朝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洪武朝的官僚模式和社会形态基本上奠定了本朝的基调并因此而贯穿于本朝的始终。

因为第一个因素涉及的方面太多,而且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加上我的经验还很浅,知识储备不足,所以不能讨论。所以我想分析第二个方面的具体过程和形成意义。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以下改革对明朝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杀勋臣,建宗藩。追随其建立江山的功勋大将和谋士文臣到其晚年时期基本被枉杀殆尽,这其中包括徐达、蓝玉、傅友德的大将,李善长、胡惟庸等谋士,包括他的亲侄子朱文正也在枉杀之列,而把他的皇子们分封到各地就蕃,朱的目的很明确,意在加强皇权,削弱臣下,使朱家天下万世一系。然而,这一举动对明代历史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其弊端也在朱元璋死后的靖南战役中暴露出来。朝中没有人,没有人能帮助建文皇帝的王位稳定下来。

由此而造成了以后重文轻武的极端现象,自永乐起大力削藩,皇室宗亲遂丧权,这位以后宦臣专权和文官专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2)废相制,取八股。朱元璋假借胡惟庸案杀文吏两万余人,并且历史性的废除了丞相制度,其目的一是出于贫农对官僚集团的痛恨,二在于总揽大权于上,以六部代之。这样使以后的文官集团处于混乱之中,群龙无主,拉帮结党,内斗不断自在意料之中。

八股取士使儒家思想成为道德的极端,抑制士人思想的健全和创新的能力的发掘且不说,它也使文官以同年同乡之谊结而成党,以道德作为掩饰,为一己之利,一小集团之利而不断斗争内耗而内销了国力和政治生机,使整个社会陷入一潭死水之中。

(3)设置特务机构,这一点使明朝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点,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而最为可恶的是这种机构往往为**的宦官掌控,成为其攫取利益,**异己的工具,当然这也是文官集团最为恐惧的东西,但是越到明后期,其作用就越来越来削弱了,因为强大的文官集团已不再害怕这一皇帝的私人工具,因为他们连皇帝本人也不放在眼里了。不可否认,锦衣卫和东厂在巩固皇权、促进公务员以道德之名控制和扰乱**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4)军事制度。统调分离,兵部与五军都督府的分治使得军事体系几近陷入瘫痪,将无调兵权使得战争不能随机应变,而掌握调兵权的皇帝文官或宦臣又难于知悉战争的真实情况,致使将帅之间,兵将之间无法统一协调行动,还有信息滞后,后勤不足等一系列无法逾越的问题,所以总体而言明军的战斗力是不强的,所以明后期无法有效地镇压流民起义和抵挡八旗铁蹄自在情理之中。

这些设置基本确立了明代的模式和基本运行方向,因此,明代历史上出现的种种怪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的感悟的第二个部分是对于道德和法制在当代社会中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的一些想法。由《万历十五年》我们知道,明代正是以道德代替法制而使法律不完善,人治代替法治,从而纲纪败坏,社会混乱,文官集团在道德的名义下,行人治之实,急功近利,忽视普通老百姓的基本人权和利益,致使**污吏横行,民不聊生。所以我们今天断不能再以道德来作为评价事物是非标准的依据,那样只会重蹈覆辙,进入人治的循环恶圈里使社会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但是另一个方面,道德伦理作为几千年的传统约束既有它保守之处,但其宗旨还是在于教诲民心,纯洁社会,并且作为大多数人的价值观而存诸于世,简单说就是有它积极地方面。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德关系呢?

道德在缺乏法治的时代里确实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今天,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单靠道德的制约作用显然不能使社会正常运转,也不能正确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更不能保证民主、自由的实行及基本人权的保障。不仅是明朝的历史,更是建国几十年来的历史,深刻地说明了这种看似简单的实现并不容易。具体来说,我们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依法治为基础、以德治国为补充的社会体系,从道德和意识形态第一、法治第二到法治第一、道德和意识形态第二。

我认为,我们今天正处于这样一个转折期,从最初的道德思想主体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但也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危机,即在这两者之间缺乏一个信仰主体来代替暂时的真空状态,这个问题在今天已显得格外严重了,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的社会成员产生信仰危机,价值观取向的歪曲化,以物质利益为主要追求对象,急功近利,不考虑他人和公众的利益,导致许多不和谐现象的出现。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道德约束力的逐渐减弱,而法治意识还没有完全普及到公众的价值观之中,导致出现了一些既无道德观念,又无法律意识的极端分子不断地以身试法,公然挑战公众利益和法律底线,从而引发出了一连串的社会管理危机。

比如儿童案、黄宜案、李刚案等等。面对这些公共管理危机,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事件背后的社会机制缺失。在当前的社会条件和发展背景下,如何确保社会秩序健康和谐?毋庸置疑,一是继续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律法规,完善立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我们的党政司法机关要以身作则,依法执国,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此外,要培养一大批优秀的法律人才,以高校为主,司法体制和社会培养为辅。而最为主要的便是普及普通民众的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依法治国依然要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主,这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工作,需要我们法律界人士和公务人员付出巨大的努力。

还一个问题必须阐明的是,在法治社会里道德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是难于捉摸的,再完善的法律也无法触及人类某些隐私的关系,而这个时候就依然得靠道德来完善人的行为,举个最为常见的例子,一男一女陷入热恋了,然后一不小心怀孕了,男的或是物质条件不充足,或是不想结婚因而推卸责任,弃女友而去,那么这个时候依靠法律的力量最多只能让这男的担负起供养孩子和做其监护人的责任,至于让这男的回心转意,重新回到其女友的身边并娶她为妻这是公正的法律所做不到的,而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期盼他的良知使他悔过自新,而良知却**于道德约束,同理假如在他悔过之后其女友却不肯原谅他并不再接纳他,那么它所受到的并不是法律的惩罚而是道德的惩罚。这是道德的第一个辅助作用,第二个辅助作用体现在对新事物的处理环节上,一般出现新事物和新问题的时候,都还没有健全法律法规来做细致的规定,这时候也得依靠道德的约束力来暂时处理问题使其与社会相协调而不致向极端发展,等到有针对性的法律出来之后便能将其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建设法治社会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读这本书最大的意义之所在,确立法治的主体地位,完善道德的辅助作用正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题中之意。诚挚的希望我们的国家民族、我们的人民以史为鉴,着眼现实,面向未来。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社会和谐,艰苦创业团结一致,为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为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前进。

同时也启示我们当代大学生和有识青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勤俭宽厚,德才兼备,遵守法纪,维**律尊严,树立健全的人格和公民意识,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共产主义**人,为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安康以及党的事业奉献终身!

万历十五年观后感 篇8

而且,万历只会用幼稚的手段来抵制大臣表达不满。例如,他不满慈圣太后为他安排的婚姻,他就用冷落皇后的方式来报复。导致王皇后自14岁入宫以来就遭遇青春的不幸。

某种程度上,万历是很不负责任的。王皇后14岁被纳入宫中,与家人分离。此时此刻,她最需要的是一份爱,即使不是爱。

而整个皇宫,其实最能给她这些的就是万历皇帝。万历却不去理会他,还在宦官的教唆下去皇城别墅“西内”狂欢,把无尽的孤寂和凄凉留给王皇后。他把婚姻当成逃避单调生活的工具。

这不仅是皇后的悲剧,更是万历的悲剧。他用这种幼稚的手段试图反抗,但他不知道这个小把戏在牧师眼里也许不知得一提。他是在太后和张居正建立的良好环境中长大的。因此,大臣们完全有权控制他。

导致事情最后的结局是:万历自己深感愧疚。更为可笑的是:

万历末年,他利用不作为来对抗大臣们对他的限制。其中,最为突出是一件事是:立太子。

郑贵妃可以算是万历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她懂得如何与一个身为国君的丈夫相处。万历不高兴的时候,她会很高兴地和他开玩笑,引导他,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在皇帝眼里没有地位的小妾。

她时常给万历政治上的“引导”,以致招来百官的不满。但正是因为她的善良和贴心帮助,万历非常爱她。以致于万历一直企图废长立幼,立郑贵妃的孩子为太子。

群臣对此必然有诸多的不满,大家都加以阻挠。认为皇上不应该随意更改祖先留下的惯例。万历知道他无法抗拒这些大臣。即使他是皇帝,也无法建立自己的王子。

他不愿就此妥协,因此他采取不作为方式:将立储一事尽量延迟或干脆不提。首先,我认为这是万历的逃避现实和不负责任的表现。

这是皇家的禁忌。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怎么能废长立幼呢?万历皇帝因为长子朱常洛的错误而对他施加压力。朱常洛是万历临幸宫女所生。

万历觉得自己的出生是他的耻辱,他从不尊敬他。可是,万历忘了他自己也是宫女所生!如此不负责任、心存偏见的父亲怎有资格担当天下大任?

万历九岁登基。年轻时,他跟随张居正努力学习,努力从政。其实,他也有许多功绩,他长途步行去为百姓祈雨,也曾幻想过“万历之治”。可是最后他的热情却渐渐消退。

我觉得造成万历堕落的很大原因是外界给他的压力、打击。比如张居正,他一直信任的第一位老师。张居正和慈圣太后是万历童年最值得信赖的人。

张居正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万历父亲的角色。然而,我们可以想象,当万历得知自己信任的老师利用自己的信任为自己谋取权力和利益时,他会多么沮丧和悲伤!张居正是第一次给万历严重打击的人。

这从万历清算张居正的举措中可以看出。还有就是大臣一直给他施压。他在大臣的限制下完全没有自己的自由权,他常年呆在皇宫里,连一次出行都受百官的阻挠。

万历想练字,被张居正批评。想练兵,被申时行极力劝谏,终于放弃。甚至,一些皇室**也可以用极其不敬的字眼给他写悼词。

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郑贵妃的出现必然会使万历对她情有独钟。种种不如意的压制使得万历彻底心灰意冷,他决定采用法家的“无为”来消极反抗。

于是,他开始极力避免与**的接触,导致史上荒唐的“二十八年不上早朝”的记录。

万历的悲剧必然导致他这个朝代的悲剧。**间勾心斗角、互相参劾。皇帝无心经营朝政。

首辅申时行性情温和,夹在其中,他做事就必须瞻前顾后。因为他不能得罪皇帝,更不可以惹恼大臣。从张居正的例子,他深知大臣一旦勾结起来,他申时行绝对没有好下场。

因此,很多时候他只能辛苦地当和事佬。其实,申时行跟张居正有许多不同。1他们性格截然不同。

张居正比较果断、强势。很多时候,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拒绝或接受一些东西。同为首辅的申时行却做不到。

因为他性情温和,做事他尽力顾及百官和皇帝的想法。2他们和皇帝的关系不同。万历完全可以毫无头绪地依靠张居正,相信他的判断,相信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才能为万历分忧。

而申时行却没有如此好的运气。因为万历此时对所有**都很警惕,官僚们的虚伪和口是心非,使得万历从来不敢毫无预兆地信任任何一位大臣。因此,申时行不能像张居正那样,不顾朝臣和皇帝的意愿行事。

3二者的经历不同。张居正上台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是早期制度的改革。

“一句之中,逢

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则不朝”。清初的体制改革为万历腾出了大量的时间,同时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张居正在土地和税收方面也做了一些改革,但效果不是很好。

但申时行似乎并没有在政治时期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当时,申时行的角色更像是皇帝与**之间的桥梁和万历的秘书。申时行担任首辅期间曾被罢官过,而张居正虽然被参劾过好几次却从未被罢官过。

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万历的态度。其实,如果万历想保护现在的出行,其他**即使有意见也不会谴责。但是,此时万历已经不想再去惹恼那些官僚了,可能他想多些耳根清净的日子。

虽然,申时行是在张居正的引导下渐渐当上首辅,可是他丝毫不敢照搬张居正的执政方式。毕竟,他们之间有太多不同。

此外,书中还记载了戚光、李贽、正德皇帝和海瑞的事迹。他们的统治风格荒诞(正德皇帝)或细腻,性格孤僻或冷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文武**的特点和当时的风气。由于本人对此理解不是很透彻,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万历十五年观后感 篇9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千里之外的西欧大陆上西班牙舰队整装待发,将于第二年全部出动征英;而在中国,这块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的土地上,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正如作者所言,“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这些小东西,像生锈的齿轮,相互咬住嵌在钟表里的动作,推动历史的指针慢慢旋转。大幕徐徐拉开,命运框住的悲剧悄悄上演……“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得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是的,这是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当史的封建制度已到了穷途末路。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命运之线牵着,一步一步地走进一个凄凉的深渊。当历史的洪流滚滚而来,从天子到百姓,他们都成了牺牲品,遭受苦难。然而,正是有了这“无关紧要的一年”,正是有了这“历史的大失败”,才可以保证中国与世界潮流的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以古为鉴,这些事件的启示意义不言而喻。作者以各个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而形成的细密而交叠的网格,这样延展开来的大历史观的确让人感到震撼。

书中几乎处处都体现了阴阳的存在。烛光的闪烁和日影在叠瓦与浓密的树叶间的反射,我们看到了一个阴阳并存的斑驳光影世界,一个又一个悲剧性的人物穿梭于复杂的光影之中,在阴阳交叠中挣扎。在这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封建王朝中,一切都依照道德和“礼”的秩序运行,表面上看这样的“阳”推动着历史车轮的前进,然而这样的统治系统对人们的压抑和限制日益明显时,整个王朝已在缓缓倾斜,历史的轨迹也偏到一边。

压抑在人们心中的“阴”,即私欲的枝叶便伸展开来。然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每件事都有它自己的原因。我们不能把王朝的垮台归咎于任何一方。不过正是这二者的并存,才为后来的阴阳冲突埋下了伏笔。

万历皇帝朱翊钧具有典型的 “阴阳二重性”性格。从幼年开始,他就被禁锢在皇宫大院之内诵读“儒家经典”,接受封建礼教的正统教育,不能够稍有越轨。他登基后,受到各种繁文缛节的束缚,但他也默认了治国的理想。

他励精图治,热心参与各种典礼,策励臣工趋向勤俭笃实。为了巩固政权,他依靠张居正、冯保等人消除傲慢,鄙视皇权。当张居正权势日益增强,他又顺应大部分臣僚的意图,削弱了张居正的势力。

但随着年龄地增长,他也逐渐认识到自己在僵化的行政事务中如同一具机械,属于“人”固有的那份个人情感也在日益膨胀,在立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封建礼教与个人情感的尖锐冲突下,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使他不断地在阴阳中挣扎。最后,他选择了被动地处理政治,这是一段时间的沮丧,所以有另一个懒惰和无能的皇帝在历史上。

张居正更是具有阴阳两重性的典型人物。张居正身居要职,是普遍认为的有眼光、有心计、有魄力、有谋略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一方面,他尽心尽力辅佐年幼的万历帝,采取断然措施解决轻视皇权居功自傲的高拱而登上“首揆”之位,在危难时刻保障了皇帝的安全;同时又监管万历的教育事务,以严师的身份督促小皇帝认真读书,并以礼教的要求,指导万历帝如何尽孝、如何关注苍生、如何厉行节约,俨然是一副鞠躬尽瘁的忠臣加严师的典范。

另一方面,“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及其奢侈。他聚集了许多珠玉玩好和书画名迹,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但是,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占尽了实力”。

这样一个正直、诚实、忠诚、积极向上的人物,去掉了仁义道德的光辉外壳,私底下依靠万历皇帝的支持,利用制度的缺陷,玩弄权力,割断异见者,重新安置亲情。最终身败名裂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申时行虽然行事风格与张居正截然相反,但也“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和卖友误君的小人”,“只不过老成练达的申时行善于洞察事情的阴和阳罢了”。

张居正如此,申时行如此,而其前辈高拱、严嵩,甚至整个文官集团又何尝不是这样的“阴阳”人物。

即使公认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在教诲将士为国捐躯,拼死疆场的同时,也难逃暗中纳妾、行贿**的牵嫌。甚至连最享盛名的礼仪典范海瑞,也“并不是完全不懂得阴阳之道的精微深奥”,“他阳求罢免,阴向管理人事的**要挟;如果你们真的敢于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以诤谏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们必然不容于**;如果不敢罢黜我,那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而名士李贽性格的两重性则更多地表现在思想道德上的迷茫和矛盾。

李贽无疑是封建社会中具有叛逆性格的思想家,他虽然已经意识到“礼仪”的虚伪,但他在斥责“礼仪”的同时,却无法构建足以抗衡“礼仪”的理论体系,最后只能在迷茫和矛盾中了却一生。

由此可见,随着大幕的拉开,舞台上的所有角色都将在阴阳斗争中走向悲剧的结局。这种巧合确实发人深思。明朝道德的扭曲和法律的缺失,体现在阴阳的混淆上。正如作者在附录中所言,“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要把道德的范畴放得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闭户造车,不顾外情势的单独决定。

”也许拥有这样的大历史观才能全面地剖析历史、感受历史。